中心是相对于全局而言的，着眼的是全局，离开全局就无所谓中心。

在2021年中国实现减税达一万亿元，而今年将达到2.5万亿元，力度空前。目前的工程市场出现的粥少僧多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个工程上市，总会引来各路豪杰，争先恐后，结果就出现了申请通道的过度拥挤。

同时要关注对制造业的保护和资本市场过度波动产生的负面冲击。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的韧性，就存在于这些市场主体身上，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倍爱惜，保护他们。在2022年，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有进，和四不乱，就要做好加减乘除这个作业另外，数据产权不明晰也影响了数据价格体系的确立，进而影响了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导致数据相关方参与要素报酬分配过程受阻，以及报酬与贡献度不匹配等问题。例如可以采用平均成本定价法则，一方面保证数字企业的合理利润水平，保护其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保护其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当某一网络具有一定优势之后，该网络上的用户所获得的（期望）收益（或效用）会受到同一网络上其他同类用户数量的影响，其他同类用户数量越多，其中任何一个用户所获得的（期望）收益（或效用）就会越大，因此当数字经济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网络外部性将促使具有优势的网络快速自动生长。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虽然数字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会拉大贫富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在整体上会促进经济发展，它不但可以在宏观上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有效降低微观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等众多方面具有强大优势。2）根据本地产业链需求，直接入股高成长的头部企业。

从房地产市场融资向股票市场融资迁移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换器就是强大的国资委。循此，央行还可以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购买公共投行的债务的途径，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融资。而事实上，二级市场上住房的流转和股票出让别无二致，只要交易还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可持续的。后者是单一运营的服务型政府，是轻资产模式。

而中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股市不如美国的股市，主要在于中国股票一级市场上缺少类似于高盛这样的高水平投资机构。四、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及制度设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房价是没有代价的。

而只要将卖地收入视作财政，房地产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城市不能无限扩张，政府不能一直卖地，家庭不会不停买房。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不起来，是由于太多的货币被吸纳进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使得股市成为无源之水。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奉行的是平衡预算原则，即需要多少财政支出就收多少财政收入，本质上就是一个轻资产的物业公司。一旦房地产资本功能退化乃至消失，股票市场根本无力创造和房地产市场相匹敌的M2

新加坡股市远小于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指标性股市，与其国资委——淡马锡为代表的主权投资基金——的功能密不可分。也许有观点认为开征房产税可以将从住房的商品属性从资本属性中分离出来，但这就像在股票市场上根据上市公司的市值对股票征税一样，只能带来资本属性的弱化。从房地产市场融资向股票市场融资迁移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换器就是强大的国资委。在中国这样长期货币不足的巨型经济体里，只要创造足够的货币，经济就会增长，反之就会收缩。

如果说社融创造了广义货币，国债创造的则是基础货币。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显示，地方政府很难在股票市场上融资。

房地产市场生成的贷款多，是因为房地产抵押品的信用好，股票市场要想取代房地产市场，就必须使其信用比房地产更好，而不是靠把房地产信用搞坏。这个差别直接后果，就是其资本属性（炒）和商品属性（住）无法分离——如果你想投资房地产，就只能购买实物商品房。

中国股票市场长期不振，不是因为货币都被吸纳进了房地产市场，而是因为股票市场的内在机制，使其无法形成与房地产市场一样强大的信用创造能力。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过股票和不动产都可以通过抵押生成贷款，房地产抵押生成贷款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股票抵押生成贷款的减少。二者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实践表明，基于不动产市场的股权融资效率，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依靠债权融资（市政债）效率。一、公共产品的融资 资本市场是交易未来收益的场所，其主要功能是为未来收益定价。在资产可以证券化的股票市场，厂商可以通过产品降价带来股票市场上公司股价的上升，或者股票价格的上涨可能促使企业降低商品价格。

后者是单一运营的服务型政府，是轻资产模式。以为打压房价就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想法，都是不理解房市本质的小聪明，最终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即便你仅想住，也只能从炒的市场上获得住房——这就好比你要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格购买汽车。没有房地产资本市场，地方政府就没有进入股票市场的原始资本。

那种认为信用货币与实物货币一样，在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不是进了股票市场就是进了房地产市场，因此房地产越发达，股票市场自然就越弱的观点——是对信用货币生成机制的误解。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不起来，是由于太多的货币被吸纳进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使得股市成为无源之水。

没有资本市场创造的抵押品，银行信贷也一样做不大。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举世瞩目的城市化，凭借的就是土地金融超强的对内融资能力。本文的观点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服务于不同的市场主体——一个服务于地方政府，一个服务于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而是共存共荣，互为补充——政府可以借助国资委在股市上融资。五、股票市场的问题与制度设计 中国的股票市场能否成为一个与房地产市场比肩的资本市场，决定了中国在运营阶段的城市竞争力。

四、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及制度设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房价是没有代价的。这种先融资后投资的机制会令不动产的使用权持有者分享未来一段时间（比如70年）公共服务的增值。

]（中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规模与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不能产生利润，自然也就没有可供资本化的现金流，也就无法像企业一样在股票市场上融资。

一旦房地产资本功能退化乃至消失，股票市场根本无力创造和房地产市场相匹敌的M2。中国土地国有的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配置资源和平衡收益的时空尺度明显大于一般的企业，因此具有更好的信用。

那些认为房地产市场抑制了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振兴的前提是房地产退出的想法完全违背了基本事实。而中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股市不如美国的股市，主要在于中国股票一级市场上缺少类似于高盛这样的高水平投资机构。一方面，股权收益可以成为税收之外的第二财政。未来城市发展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财政的收入。

也正因如此，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管理房地产的价格——城市的市值。通过房地产交易，这个资本市场可以给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定价。

在中国，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后续公共产品的投资和建设融资。今天的住房制度只需循环重复98房改的这一模式，就可以把新市民源源不断转化为有财产的中产阶级，为股市创造海量的散户（这一模式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大庇天下》中有更系统地阐述）。

依托高价值房市的城市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也会有更高的估值。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不动产的市值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上市公司的信用，是其他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上融资的主要抵押品。